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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家、儒学开创者的孔子，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华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为，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庄子》号称道家之书，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庄子》一书，尤其是外篇、杂篇，孔子不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但有一点，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试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但又绝不涉孔。这种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个先秦时期，孔、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于装聋作哑？
《孟子》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恪守着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准则。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和孟子在所谓儒家、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书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
荀子，后世公认的所谓儒学之集大成者。《荀子》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分别写到孔与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一个儒字没有。《儒效篇》呢，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儒的文章，跟《礼记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说好也说坏，对儒有赞美，也有痛诋。其中三处说到孔子，“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这些，全都在这了。你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或儒学的内容么？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这是我读先秦诸子的一个发现。但有一家，打破了我的发现。这就是《韩非子》。《韩非子显学》篇，劈首一句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这是我在先秦诸子——墨子除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儒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峻急的韩非，把孔、墨是当论敌来对待的。韩非以一种精密而暴烈的逻辑，论证了儒、墨的荒谬不可行。韩非笔下的儒、墨，基本没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有的只是贬斥与鄙夷。所以，韩非说“儒之所至，孔丘也”，我们就很难把它看成是种肯定和赞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与误导。况且，很显然，这跟孔子创立儒家，其义之相差，仍不可以道里计。
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书里，有专门的《非儒篇》，但我手边没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书中，说了孔子创立了儒家，我愿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论证。
如果我们还不嫌累，还想继续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伪莫辩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了。虽然笔者认为，这两部“伪作”里的孔子及诸弟子，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要比《礼记》更形近于《论语》。但既然专家学者，都说它们是西晋人的伪作，那咱们也就趁机作罢歇手吧。
写到这，也许有人会笑着说，你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后人之所以说孔子创立了儒家，是从历史的现实结果来说的，并非一定要像现代政党的成立，得孔子本人亲自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读“党纲”。是的，我承认，历史很多时候，是讲既成事实的，但学术岂能等同、迁就于历史的既成事实？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时代，儒者遍地，但为何在孔子本人，及与他时代接近的学者，都明显显示出孔子与儒之间，有着某种疏离，甚至是避忌的情况下，孔子一死，却成了所谓儒家的创立者，创始人？这之间的变迁是如何跨越的？孔学与先儒，与同时代之儒，与后世之儒，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这岂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过的事？孔学就非得要与儒学合二为一？孔学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学来命名？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孔子若泉下有知，他会怎样来面对所谓儒家、儒学的创立者、创始人，这样一种封赠？怎样面对他本人与所谓儒家、儒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变迁和跨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继续向前，更深入一步，来探源这个有点神秘莫测的儒，它究竟始源于何处？孔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儒发生关系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荣辱与嬗变？
（下）
儒的起源，用扑朔迷离，纷乱如麻，诡异奇谲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指儒家；②旧时指读书人。
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段玉裁注：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另由蹊径，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式，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其实，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
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我想，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说起来是迁都，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概括地说，就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王室衰微，表现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缩，所谓“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诗经 大雅 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财富的根本。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64页）人都不来了，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
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借几个事例，稍作说明。“开国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钱不够，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说明，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为没钱，七年后才得以埋藏（见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
穷到这种地步，“不能养活众官”（《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般书籍，写到这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私学起之类。但照笔者看来，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庾信《哀江南赋》），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将这段历史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漠然走过，在笔者来看，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惊奇。
随着王室衰微，没钱养活众官，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剧，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向那些正在兴起，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起兵争王位，兵败，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宫等残部，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可以想见，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有组织，有记载的转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户”流亡式“移民”，如风吹沙扬，细水长流，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
而这，就是儒的历史起源线。
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说，由于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员被裁减，或自动流失，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形成最初的细胞、土壤、血液、精脉。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他们跟周之前朝——殷商后人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说）。至于《汉书 艺文志》推断“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精细的同时，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
现在，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们今天的官，其含义颇有不同。周朝的官，其一，权力意味要小，职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三礼》中的《周礼》，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周朝是所谓礼制社会，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词，仪式，操作，法度，规矩，做到通晓娴熟。什么样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识分子。而周朝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几率微乎其微。
现在，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难怪中国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一个个的这么像官，这么的想当官，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不过是潜藏极深的历史心理的复位啊。
那，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
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度，孔子的话，“不足征也”，材料太少。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来稍作勾画。
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儒者，来自于周朝王官，而是根据庄子的话，认为儒者来自邹鲁搢绅。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精劲有力，转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与富子（大夫）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固失其基础，《诗》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变成了死规矩”，“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所谓道诗书礼乐者，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侯外庐《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
原来在官府里任职，官、礼一体，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官没了，只剩下礼；除了礼，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没有营生的本领，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平台），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而这时的礼，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迹近于小丑与乞丐。概言之，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紧紧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类似《汉书艺文志》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一职上。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是王官的一部分（集中于这一阶级的最底层）。他们有的凭能力，机遇，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但更多的，沦落为儒，或其它非文人职业者。不过，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产生，全都只归结于士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春秋乱世，百里奚这样的奴隶，管仲这样的死囚，朝夕之间，可以成为宰相，而那许许多多的败落“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左传》写到过，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2
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刻画：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下》）
儒、墨对立而相争，上述语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贱儒”、“俗儒”，全来了。墨子还是冷嘲，荀子已是痛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嗜饮食”，看来，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继续对儒，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
“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儒、柔以叠韵为训，说得很明白，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音同而义近。那柔又作何解呢？郑氏者，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郑玄也。儒之言优也，柔也。一语道破。儒-优-柔，这是古今中外，汗牛充栋，堆山填海般关于儒，关于儒家、儒学，哦，对了，还有儒教的文字中，最一针见血的注解！——原来，柔即优也。有个成语，优柔寡断。那么，什么是优呢？优者，戏也。《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有：“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此处“优”字，即指演戏，后引申为“演戏的人”。倡优连用，今日仍不时一见，用前人的话说，就是戏子。儒者在权贵家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不正像是一出戏？像在演戏吗？《史记孔子世家》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那就是“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至少在秦汉以前，汉语词汇基本由单音节词构成，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但意思相近的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网友<站长在线>的回复：
呵呵，这个问题有够精深的，我也不太懂，探讨一下吧：
首先，儒家思想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孔孟被封为至圣先师和亚圣，并不是因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者“仁者无敌”；而是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所以说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彻底的执行，所谓的“仁孝”，不过是为了将人们培养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思想而已；
另外，为什么士大夫阶级总是言必称孔孟，总是觉得三代以前才称得上是盛世？可见当时无论怎么发达，距离孔孟口中的理想社会还差得远，也就是说，虽然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士大夫们一心向往，可是儒家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那么，人们的思想水平跟不上也就不奇怪了；
还有就是对于儒家思想的曲解，以及按照自己喜好的任意歪曲，最著名的大概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按照这种儒家“新约”来操作，可不就是在放羊吗？
但是，我觉得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绝对的彻底，为什么楼主觉得统治阶级对于老百姓的压迫是“不仁”的？难道不是楼主在按照儒家思想里面所谓“仁”的标准来看待这些行为么？也就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楼主觉得有没有儒学，中国人也就这个德行，可是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数千年来深受影响才会变成今天这个德行
除了要有法律来约束“绝对不能做的”行为之外，道德约束的“不应该做”和“鼓励去做”的行为也是很重要的，欧美人有他们的“圣经”、“十诫”、“七宗罪”，我们也有我们的“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虽然执行偶有误差，可是人们对于这些的向往却是不容怀疑的
以上个人见解，希望楼主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