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改写明朝历史的惊魂之年。当年七月，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亲率数十万大军匆忙出征瓦剌，屡遭败绩，最终导致“土木堡之变”。八月十五日，明英宗被抓了俘虏，随行的一百余名大臣遇难。八月十七日，噩耗传来，京师戒严，举国震惊，人心惶惶。负责“居守”的郕王朱祁钰不知所措，于是派太监金英、兴安召众臣前来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平日喜欢天文地理的侍讲徐珵大放厥词，“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认为只有迁都南京，才能顺应天命，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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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珵的话，立刻引起众人议论。礼部尚书胡潆说，“文皇定陵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 认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在此长眠，就是希望后世子孙在此扎根。胡潆的意思，有些模棱两可。这时，兵部左侍郎于谦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这番话斩钉截铁，不仅阐述了为何不能南迁，还表明了斩杀南迁提议者的鲜明态度。
后来，郕王决定不迁都，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治军抗战。一句“言南迁者，可斩也”，让之前并不怎么显眼的于谦大放光彩，展露锋芒，其咬定京师不动摇的决心，誓死保卫京师的勇气，以及对逃跑主义者的不屑和愤恨，名垂千古。其实，在于谦说这话的同时，还有一个人说了几乎相同的话，对于谦坚守北京、抗击瓦剌的爱国主张予以声援，这个人就是兴安，也是一个太监。
兴安生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早年入宫，明英宗即位后得到青睐，正统九年(1444年)晋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当时，在他之上，还有王振和金英。“土木堡之变”时，王振死于乱军，兴安成了地位仅次于金英的太监。郕王召众臣商议国事时，兴安和金英也在场。据《明史·宦官列传》载，徐珵提出迁都时，“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这五个字，简短明了，落地有坑，声震房瓦，其口气不次于于谦，甚至比于谦的话更有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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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怒斥徐珵，《明史》中对于谦的表现言之凿凿，但对兴安的表现记载模糊。《明史·徐有贞传》称，徐珵提出南迁时，“太监金英叱之”。《明史·宦官列传》称，徐珵提出南迁时，“安叱之”;又称“或曰叱珵者，英也”。
怒斥徐珵的太监到底是金英，还是兴安?笔者认为是兴安。首先，金英此人贪恋权势，心胸狭窄，且在次年便因犯赃罪“下狱论死”，在国家危难时刻，说他当廷怒斥徐珵，从其一贯表现来看让人生疑;其次，《明史·徐有贞传》中所载金英“叱之”的事迹只是金英的别传，不足为信，而《明史·宦官列传》也就是所谓正传中，只有“或曰叱珵者，英也”的存疑记载和模糊说法，而对兴安怒斥徐珵之事却记载得非常生动、鲜活、翔实。所以，怒斥徐珵的太监是兴安。
兴安和于谦的怒斥，严重打击了徐珵，此后，徐珵夹起尾巴，藏匿行迹，改名徐有贞。能跟于谦说出几乎同样的话，且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笔者从心底敬佩兴安这个了不起的太监。于谦爱国护民，克己奉公，担任兵部尚书八年，“家无余资”;兴安也是个“有廉操”的正直之人。在这方面，二人可谓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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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九月初六日，郕王即位，是为明代宗，年号景泰。鉴于兴安的正直和大义，明代宗把兴安视为心腹，“独任安”。景泰朝八年，于谦因为过于正直，得罪了不少人，谗言不断，兴安“知于谦贤，力护之”，在明代宗跟前处处维护于谦。兴安给于谦说过不少好话，如“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又如“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兴安认为，像于谦这样奉公忧国之人，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于谦能够在兵部从容地抛洒心血为国效力，身在内廷的兴安功不可没。
明英宗归国时，兴安“敕书不及迎上皇”，表示由衷欢迎;明英宗被软禁南宫后，兴安也悄悄地给予了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明英宗复辟后，疯狂清算报复，特别是对明代宗身边之人恨之入骨，先杀于谦，后“磔景帝所用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中官坐诛者甚众，安仅获免”。天顺三年(1521年)，兴安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兴安信佛，临终时“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兴安的尸骨虽然化为灰烬，但他那怒斥徐珵的五个字“敢言迁者斩!”却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