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时期魏人鱼豢所撰《魏略》记载：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曹操、孙权这两方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又缺乏应对之策。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此时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为了使荆州免受战火的蹂躏，诸葛亮亲赴樊城去找刘备。见面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非常年轻，又素不相识，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把他晾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耗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耗牛尾结毦(也就是编织饰物)。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结毦而已。”这才把刘备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把诸葛亮留为己用。上述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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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除《魏略》一书之外，后来西晋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容差不多的故事。
“三顾茅庐”还是“毛遂自荐”?
于是，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而且近几百年来，关于“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就这个问题争论的相关范围越来越广，说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三顾茅庐”和“毛遂自荐”兼而有之。长期以来，由于三国故事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也由于刘备求贤若渴、谦逊待人的风度，更符合社会心理，因此“三顾茅庐”说压倒“亮诣备”说而广为流传。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还要进行考证。
尽管陈寿的《三国志》已被列入“正史”，而鱼豢的《魏略》没有列入“正史”，但就史料价值而言，《魏略》显然高于《三国志》。因为鱼豢是魏国有名的史学家，记事十分认真，他又是与诸葛亮同时代的人物。在《前出师表》还没有问世之前，他已经动手编撰《魏略》，写下了诸葛亮去谒刘备之事。其记事自比《三国志》为可靠。陈寿是比诸葛亮要小五十多岁的后生小子，在七八十年前是否有“三顾茅庐”一事，除了《前出师表》一文之外，他提不出任何旁证。而且，尽管诸葛亮是一代完人，可是谁也无法保证他不说一句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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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假如“三顾茅庐”确有其事，自是蜀汉君臣契合的佳话，当时就会传播开来，而被记入一些公私著作之中。为何从“三顾茅庐”到《前出师表》问世，这20年中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此事，也没有任何公私著作记载过此事，这不太奇怪了吗!陈寿轻信了孤证，把“三顾茅庐”作为史实写进了《三国志》之中。若以后没有裴松之作注，可能这个错误就会被长期掩盖。正因为《三国志》一书文字过于简略，史事多有疏漏，因此在成书一百多年之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又命裴松之为之作注。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裴注”不同于其他各书的注。它不仅仅是解释文字，而重在增广异闻、补证遗佚，裴注的字数比《三国志》正文多出好几倍，真是喧宾夺主。但是，这种喧宾夺主很有必要，因为注文的重要性每每超过正文。也就是说《三国志》的史料价值，注文高于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于陈寿。《三国志》之所以与别的史书不同，因为它对三国内容的描写并不单单是枯燥乏味的记叙性描写，而是加进了些想象，使文字变的十分生动、耐看。而且蜀国原本无史官，蜀国遗留下来的资料也不会完整，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就不免多加了些想象和附加成分。
既然这样，无论是刘备寻访人才，自当伯乐找千里马也好;也不管诸葛亮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效仿毛遂自荐求见刘备也好，这些都是历史的想象了。这么一来，我们也不妨来想象一番：
而且，尽管裴松之在注文中引了这个记载，但是他自己并不赞同。他不赞同的理由却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那一番话，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相信了诸葛亮自己编撰的漂亮说法。
诸葛亮编撰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当然有他合理的用意。裴松之注引《蜀记》云，诸葛亮摄政期间，“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有个叫法正的大臣就引用汉高祖当年只以三章约法为典范，上书劝谏。结果，诸葛亮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概括而言，就是蜀人太无法无天了，需要约束。或许，诸葛亮也认为，蜀人太自以为是了，需要给自己树立一点威信，就得如此这般塑造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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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裴松之对“三顾茅庐”记载失实一事一定不会放过，他把《魏略》中不同的说法全文注于《三国志》中的相关部分，而且说明“《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并作了以下的评论：“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词，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裴松之的评论是很得体的。他认为：对于史事有时候“闻见异词”，产生不同的说法是常有的。但是对于“三顾茅庐”一事的两种说法互相抵触到这种程度，实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陈寿的说法为然。不过限于体例，他只能用别的说法写在注文中反衬正文说法之不当，却不能改动正文。
综上，事情已拨云见日——三顾茅庐是诸葛亮自编自导自演的政治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