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朝时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2001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一向重农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17世纪后期，广州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依托这个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但是，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而非发达的充分条件。
十三行首次被官府指定的外贸代理洋行有13家，此后，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可见这个行当的风险之大。伍秉鉴走上十三行舞台时，行商的领袖，即“总商”，是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伍秉鉴的父亲也是靠曾在潘家担任账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才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鉴不但让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潘氏成为行商总商，更让伍家的资产达到十三行的顶峰，这自有其独到之处。
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大清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
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
后来一位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