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直到翻译来，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说这是语言误会，而不是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这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那时中央军委聘请的专家，多是苏军军官，军衔高的有上将。因为常和苏联的来宾打交道，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学习了一些俄语，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简单的词句。就用掌握的只言片语，加上用手比画，进行相互间的交流。
最初一段时间，毕竟掌握的词汇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闹了一些笑话。例如在接待苏军红旗歌舞团的时候，误会还闹得挺大。
那次，我和同事李树田护送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车的旅途中，广播里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车上的无论是苏军演员，还是中国的人员，闻讯无不感到悲痛。
因为在许多语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达，可以说“好”，所以当苏军的一位军官反反复复说：“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树田想告诉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词汇太有限，就以“哈拉绍、哈拉绍(俄语‘好’)”回答。
那位苏联军官一听就火了，因为他也学会了几个中文词汇，便大声嚷道：“什么哈拉绍，哈拉绍?!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你却说‘哈拉绍’?”看见苏联军官怒气冲天的样子，李树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译来，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说这是语言误会，而不是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这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由于那时的外宾主要是苏联的，又鉴于语言误会的出现，有关方面便请了教师，向经常与外宾打交道的干部们，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语，如“汽车”、“走路”、 “你好”等等。
就这样，我也学会了吃饭是“古萨依契”、军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类“洋泾浜”俄语。但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接触由稀疏到消逝，学的那点东西又全都还给老师了。
1953年2 月，我第一次尝试护卫西方来宾的工作，护卫对象是文幼章夫妇。文先生是加拿大的和平友好人士，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从小是在中国的四川长大的，能讲一口很好的蜀味汉语。他们是到访新中国比较早的西方客人，如若在华行程安全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将影响新中国的声誉。
我把他们夫妇护送到了上海，和他们一同被安排进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陪着来宾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刚从美国回国在世界和平大会工作的翻译虞艺佩，她年纪较大，我称她虞大姐。上海市还给我们配了一名翻译刘德曾小姐，一名警卫人员朱家来同志。
在上海出了件有意思的事，我带的惟一的一条裤子不小心弄破了，穿着破裤子陪外宾，有点损伤国体，可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虞大姐见我很为难，主动提出把她的一条裤子借给我。那时男女的裤子是有区别的，穿着很别扭， 可除此无他法，我只好将就着穿。
文幼章在上海有许多熟人，有朋友，还有他的学生，在上海几乎天天有活动。 他们夫妇还拜访了在上海的一些宗教界的知名人士，如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耀宗等。吴是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两位宗教团体代表之一，他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曾多次参加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座谈会，亲耳听周副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志气，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事情办好，基督教徒要把基督教徒的事情办好。基督教徒中有位吴耀宗先生，吴先生是个思想家，他有能力把基督教的事情办好。”
结束在上海的访问后，文幼章一行人又去了安徽。在蚌埠，我陪着他们看了宏大的治理淮河的工程，还参观了监狱、劳改所。每天的参观访问活动，文先生都要记录报道，还要拍下他和人谈话会面的场景。因为有时候文幼章无法自己给自己拍照，就让我帮他拍。就是在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参观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一门技术— —照相，那时用的是120 照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