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疆国篇中，曾经借孙卿子与范雎的谈话这样总结说：秦自秦孝公以来，能坚定不移地贯彻商鞅路线，“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然而，此番千秋大业能够在一个叫嬴政的人手里最终完成，靠的却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吕不韦。实际上，被子孙后代奉为“秦始皇”的那个伟人，他的出身本是比黄连还要苦，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说法，他似乎是吕不韦的儿子，而并非秦王室的骨血，而这个叫嬴政的苦孩子能够坐到秦王这个位置上的几率，原本还不到万分之一。一贯标榜正统的司马光的这个说法，开创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叙述中第一个“阴谋论”。
战国史是一部斗争史，而其核心，就是秦与赵的斗争，赵塞秦之要冲，而蔽山东之诸侯，对秦而言，赵乃心腹之患，赵亦因此而为天下所重。《资治通鉴》第一卷里面，诸如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信陵君、平原君围魏救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括将兵等等这些精彩的故事，都是围绕着秦赵之间的长期斗争而展开，秦武安君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乃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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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赵之间有血海深仇，而秦的公子异人却被派去赵国做了人质。异人，是秦太子的小老婆夏姬所生的“庶孽孙”，意思就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倒霉孙子”，“深入虎穴”的使命自然是非他莫属。
而正是大投资家吕不韦的出现，改变了异人的命运，同时也创造了历史、改变了历史。《资治通鉴·周纪五》描述了这场“史上最牛风险投资”是怎样开始的：秦太子之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异人。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人不礼之。异人以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门!”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之门而大。”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
今天看来，吕不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风险投资家，正是在他的资产的支持和运作下，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进行了权力重组，而通过以秦政权为抵押进行资本运作，吕不韦自己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更为关键是，正是资本与武力的结合，为秦最终一举击溃六国，称霸天下，奠定了根本基础。吕不韦的投资工具当然就是货币。因此我们须知道：除铁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外，货币经济的普及，则是战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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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说，春秋还并不是货币经济的时代，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列国之间，或君臣之间互相馈赠，甚至纳罪、纳欢，都不是用金钱，而是用礼物，包括车、马、锦、钟、鼎、美女乃至乐师，而绝无用黄金相赠者，即使有，也是从战国开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二年才开始发行货币，此距春秋末年已有155年。这位惠文王，也就是车裂了商鞅却最忠实执行了商鞅路线者，而秦之伐赵、称王，也就是从他开始的。
战国时代，货币经济已经普及了，而吕不韦的投资方式就是货币投资。也就是运作黄金进行投资。他对异人说：“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则承诺：“必如君策，请分得秦国与君共之。”
正如异人所洞悉的那样，吕不韦光大秦国之门的真实用意，其实是光大他自己的钱包。他投资秦国的真正目的，就是把秦国作为自己投资的工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国家政权投资，直接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开辟资本与战争相结合的大路，这是从吕不韦开始的。
“往事越千年”，实际上，公元1500年之后，地中海的银行家也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向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
不过在中国，这条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道路萌芽，却被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终止了。当嬴政即将成为秦始皇的时候，他便毫不留情地把吕不韦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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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光看来，嬴政此举，不过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出身的污点，而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见。秦始皇不反对货币经济，他只是统一了货币。货币不一，则霸权不立。而倘不节制吕不韦这样的无冕之王，则天下必定战乱不已——因为总是会有新的“吕大债主”出来，借钱给列国打仗。秦始皇的真实目的，显然是为了宣示这样一个基本政治原则：债主不能爬在国家头上敲诈勒索，即使资本家吕不韦是自己的亲爹，他也不能压在国家的头上，把国家作为自己投资发财、“大己之门”的工具。
秦始皇正是通过解决吕不韦集团的问题，塑造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抉择的裂度和思考的深度，并不是司马光这样一味与王安石对着干的书生所能体会万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