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事了。
由于日子一天天难过，不得不把物品送往典当铺、靠一点“当金”勉强度日的人越来越多，嗅觉灵敏的商人们很快便嗅出了其中的“商机”：花几个钱，将那些当票收买过来，让此票与物主永远脱离关系，再转手出卖，不就可以大赚一笔了么！于是，一些商家——上有堂堂首饰店、金器铺，下至旧货店、纸烟摊等，甚至连普通住家也纷纷挂出“代客赎当”的招牌，据记者调查统计：整个上海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这类“商行”，竟达5800多家！这一行业迅速走红，究其原因，是将物品送往当铺，是当不到多少钱的，名义上“值十当五”，即价值百元的物品可以当50元，实际上往往只能到手三四十元，甚至还要低些；而一旦过了期限又无力赎回，原物就归商家所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自知无力赎回原物，情愿出卖当票以减少损失；另外一些人则手头不宽，从“代客赎当”者手中买得当票后，再从当铺赎出物品，虽然旧了些，却比新货便宜得多，何乐而不为呢？
有位记者先生，受朋友之托，要买一只手表，于是，便从某“代客赎当”处买了一张他们收下的当票，票面上写的是只“双骑马十五钻长方形手表”，当价12块大洋，当票要售10块大洋。经过讨价还价，当票降为8块成交。记者心中暗想，以20块钱买一只价值五六十块钱的手表，还是挺合算的，交款后便拿着当票，兴冲冲地去找票面上标明的那家典当行。
费了好一番周折，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弄堂里找到了那家当铺：弄堂口睡满了乞丐，弄堂里的水泥路面也损坏了不少，所谓“当铺”也是由住家改成，只在紧闭的门上漆了一个黑色的“當”字。叩开大门，里面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伙计，大概他正在打瞌睡，伸了一个懒腰后，又费力地瞪起那双睁不开的睡眼，冷冷地问：“什么事？”
“赎当啊。”记者坦然回答后，不由暗暗慨叹：从你这副神情，也可以推想到，当初物主于困窘中拿着物件来求当的时候，你的脸色还不知要难看到什么样子呢。咳，穷人做不得啊！接着，记者前脚跨进大门，伙计随即“砰”的一声，将门关上了。屋内高高的柜台里面，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学徒。于是记者又想：唔，看这架势，你这个所谓的“伙计”，或许就是这儿的“老板”吧？那伙计（或老板）自然不去理会顾客在想什么，他从柜台下面的一个大洞里钻进去，抹了几下眼睛，将记者送上去的当票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将算盘滴滴答答地拨了好一阵，才抬起头来说：“利息3块钱，存寄费1块钱……”
记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物主拿了对方12块当金，过了5个月，竟然要付3块钱利息加1块钱存寄费。然而，既已到了这个地步，只得一并捧上16块大洋，交给那个伙计。伙计又朝他脸上望了好一阵，才转身往里门走去，足足过了一刻钟，才拿着一个小白纸包，出来交给记者。记者打开一看，那的确是只长方形的手表，只不过，表壳的四周已经生了不少黄锈，表面的玻璃还有条裂纹，表带也旧得几乎快要折断了……总之，看到这只手表，立刻就会想到弄堂口的破损路面，与想象中的漂亮手表相差太远了！记者与伙计交涉，说是我花了这么多钱，手表何至于坏到这种地步？伙计立刻板着脸叱道：“胡说！典当铺里哪有弄错物品的事情？你自己不好好保管，怎能赖别人？”
既然钱与当票已经送过去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记者只得自认晦气，一个转念，又默默安慰自己：表壳和玻璃不好，只要内部机件好，也是一样的嘛，顿时，心里又浮起新的希望，但把表拿到耳边一听：咦，一点声息也没有！心中一慌，把拨发条的小螺丝转了几下，仍然没有；再转几下，还是一样。
那个伙计却早已不耐烦了，直着嗓子叫唤：“去罢！还呆在那儿干啥？”
记者无奈，回身走出门来，站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怀着一线希望，打开后面的表壳，糟糕的是，一个不小心，这小玩艺儿一打滑，立刻将里面藏着的零乱的小螺丝、小轮齿、小铜块等，倒翻了一地，只有那断了的发条，像小蛇一样拖在外面，一端还钉在轮齿上，不住地摇晃、抖动。那许多小零件都嵌进裂坏的路缝里，再难收拾起来；倒是路边许多赌画片的小孩子，见此情状，一窝蜂地涌过来，趴在地上抢着捡拾。于是，记者花了24块钱刚买来的东西，就算是送给孩子们作赌胜负的筹码了。
倒霉的记者站在路边轻声叹息：希望完了，理想中漂亮的“双骑马十五钻长方形手表”，只剩下一个生满了黄锈的躯壳——朋友的事情没办成，还损失了不少钱……
后来，记者终于了解到：这些出卖当票的“商行”，往往和典当铺串通起来，专门拿坏了的东西、破了的衣服来坑人、骗人；更有甚者，还印了许多假当票，到各处出卖。至于上当受骗者有多少，那真是难以统计了！
这个故事出自徐迟等人所著的《上海众生相》，此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上海出版。彼时彼刻，处于沦陷区的上海普罗大众，除了受日寇、汉奸的迫害、欺凌外，还要时时提防随处可见、几乎无孔不入的骗子，其生存之艰难、生活之痛苦，亦可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