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历史学家柏扬曾如此评说明王朝：从公元1449年至公元1457年，明王朝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八年。
细缆这段风云变幻，此言可谓不虚，先是明英宗朱祁镇很“戏剧性”的在土木堡被俘虏，接着原本是成王的朱祁钰“戏剧性”的当了皇帝，接着北京保卫战大捷后，在蒙古高原做战俘的朱祈镇又很“戏剧性”的被放回来，幽禁在北京当了“太上皇”。看似“大局已定”，谁料六年后，天顺七年（1457年），朱祁钰“戏剧性”的病倒，“太上皇”朱祁镇“戏剧性”的在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三人的拥立下“复辟”成功，重新坐上了皇位。八年间，皇帝被俘的国耻，强敌压境的生死考验，三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权力交接，无数官员命运的沉浮起落，生死荣辱，所有的一切，恰如柏扬所说，最富有“戏剧性”。
今人说起这八年的“戏剧性”，论功业，无不说北京保卫战大捷，说是非，无不谈景泰帝朱祁钰力挽狂澜，明英宗朱祁镇昏庸误国，谈忠奸，无不惋惜于谦遭罪横死，石亨，徐有贞等小人得志，连带着，两位皇帝的麾下阵营，也以此划分了“忠奸”标签。而真实的事实究竟怎样，还是让我们沿着从土木堡惨案发生后开始，大明官场的芸芸众生相，仔细的梳理一下。
二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令明朝上下蒙受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战结束，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灭，晴天霹雳，也激起了大明朝政坛的波涛汹涌。
惨祸面前，明王朝的反应还算迅速，八月十五日兵败，八月十六日怀来守将宋喜便将“喜”送到京城，只是明英宗下落尚不明，八月十六日朝堂上，“监国”朱祈玉“双目呆滞，不知所措”，朝臣们则捶胸顿足，哭成一团。
乱象之下，还是老成谋国的吏部尚书王直冷静，直言“需先知皇上下落，方能做定夺”。总算让明王朝稳定下来，明王朝传令边关诸将侦查，又严令锦衣卫打探消息，一天以后，被也先放回来报信的锦衣卫千户梁贵，带来了朱祈镇被俘的消息，也带来了瓦剌的条件---巨额赎金。
朱祈镇皇后钱氏二话不说，搜罗了三车珠宝财物送往瓦剌赎人，也先“欣然收下”，至于“人质”？当然不放。
后宫忙着“赎人”，大臣们忙着找“后路”，在土木堡战死的朱勇之子朱凯，张辅之子张良，纷纷忙着往南京“转移财产”，各大臣虽然留守，却也多把子女送离京师。京城大小商铺富户也慌忙着“搬家”，单是雇车轿的费用，在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这三天便“增四倍”。
八月十六日开始，从土木堡逃回的明朝败兵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其状甚惨，观者无不惶惶然”。“有问战事者，皆倍言胡虏之凶蛮，闻着愈惊悚也。”所幸八月十七日，兵部紧急下令，败兵中有敢妄言土木堡战事者一律严惩，方才“流言稍息”，下令者，正是代理兵部尚书的于谦。这几日里，他率兵巡视北京四城门，考察防御，详细筹划，在众大臣中可谓“另类”。
而随着危机的加剧，大明朝堂之上，围绕三件大事业展开了纷争，一是“战”还是“迁”，二是谁为惨败负责。三是谁做皇帝。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会议开始后，史载“众皆嚎啕”，震天的哭声继续响彻在朝堂之上，侍讲学士徐程首先发言，声称自己“夜观天象，认定京城必然不保”。随即提出了“南迁”之议，此言既出，满朝皆惊，朱祈玉向其他大臣问计，王直，陈循，王文等重臣们皆“缄口不言”，都督张軏却表忠心，自告奋勇愿“护送太子及后宫家眷南下”，等于是认同了“南迁”之议。
直到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于谦终于忍不住，掷地有声的喊了一句：“建议南迁者，该杀”。接着侃侃而谈，以北宋灭亡为“反面教材”，痛陈“南迁”是亡国之论，慷慨陈词下，时任东宫“展书官”的商辂也表明立场，支持于谦的看法。也终激起了朱祈钰的血性，令他频频点头。
见领导“表态”了，众大臣们才群起而动，纷纷怒斥“南迁”乃卖国之论。终于有了“群情激昂，齐心抗战”的样子。灰头土脸的徐程当场就被呵斥赶出朝堂。屋漏偏逢连夜雨，徐程路遇好友江渊，得知事情来龙去脉的江渊先好言安慰了徐程一番，继而进宫面见朱祁钰，在朱祈玉面前将徐程骂的狗血淋头，而就在土木堡兵败消息刚传来时，江渊还正慌忙的把儿女送往南京。
无论怎样，团结抗战的“大调子”定了下来，八月十九日开始，于谦陆续将山东，辽东，浙江，河南等地部队调往京城驻守，尤其是赦免了阳和兵败中逃回的石亨协助自己守卫，调来了善操练火器的辽东都指挥使范广接掌神机营，这两个人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四天以后，第二件事又浮出水面—秋后算账。
八月二十三日朝会，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溢突然发难，要求将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王振余党绳之以法。要求“杀其同党，灭其全族”。一番慷慨陈词引得群臣情绪激动，纷纷附和。
朱祈玉犹豫再三，只能回答说“再议”----他不能不这么回答，王振随英宗北征时，带去的多是大臣里的“同党”，留守的多是“政敌”，可深宫内大小太监盘根错节，东厂锦衣卫尽是王振“徒子徒孙”，朱祈玉身为“监国”根基不稳，怎好轻易“清查”？
见朱祈玉含糊其辞，大臣们更怒，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当场呵斥群臣，户科给事中王竑冲出来揪住马顺暴揍，群臣纷纷拥上群殴，竟将马顺当场殴死，至此局面彻底失控，大臣们又揪出了马顺余党毛贵和王长随，同样殴死，接着又逮捕了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使王山，一切都在“监国”朱祈钰的眼皮底下进行，毫无执政经验的朱祈玉惊慌失措企图逃跑，关键时刻于谦一把扯住朱祈钰，要朱祈玉顺从“民意”，宣布王振罪状，朱祈钰“顺水推舟”，宣布今日朝会大臣无罪，并随即清查王振余党，然后就是清查行动，王振全家被满门抄斩，党羽纷纷落网，可谓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中，却忽略了这次朝会的另一个细节，当王竑愤怒的冲上去殴打马顺时，群臣里跟着跳出来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他跟着对马顺拳打脚踢，带动着群臣将之殴死。俨然一个“锄奸英雄”。然而，他恰恰是王振的“党羽”。王文，子千之，河北束鹿人，史载他“面目严冷，然中实柔媚”。王振“专权”的时候，王文对王振很“柔媚”，王振弹劾杨士奇，整治杨浦，皆是当时身为御史的他做“急先锋”。薛宣下狱，也是他罗织罪名。
弹劾王振的陈溢，在正统年间被王振陷害，撤掉了陕西巡抚的职务，王振派去接替陈溢的人，还是王文。正统年间，他与徐希堪称王振的“左膀右臂”，“左膀”徐希已惨死在土木堡，“右臂”王文却反戈一击，带头“慷慨激昂”查余党，之后王振之侄王山定罪，也是王文参审，定出十三条大罪，亲手把王振全家满门抄斩。
但他确实有能力，史载他镇守陕西时“镇静不扰”，又曾主持宁夏防务，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也成为于谦的得力助手。另有一位太监，也同属“王振余党”，却走了朱祁钰亲信宦官金英的门路，最后被命“戴罪立功”，在北京保卫战中出力颇多，之后他被朱祁钰重用，节制禁军“团营”，他就是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谋之一---曹吉祥。
整防务，清余党，大明王朝的备战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却还有一个大麻烦在面前----朱祁镇怎么办？瓦剌挟持朱祁镇四处侵扰，更大肆向明朝勒索，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另立新君。八月二十八日，王文首先上书，要求朱祁钰即位，接着得到了主持防务的兵部尚书于谦的支持，于谦表白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这是于谦的想法，但群臣想法不一，户部侍郎陈循，刑部侍郎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内阁大学士萧兹纷纷支持，但曾支持于谦主战的商辂，户部尚书金濂，曾建议南迁的徐程，太常寺卿许彬，都督张軏都纷纷反对。而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右都御史王翱，则建议由朱祁镇之子朱见深即位，孙太后“垂帘听政”，于谦等大臣辅政。内阁大学士高谷则说“此事非臣等可言”，拒绝发表看法。这其中，商辂是太子朱见深的“展书官”。徐程是“东宫侍讲”，胡滢深受朱瞻基“托孤辅政”重任，至于陈循，江渊，均是在正统朝“不得志”的官员，俞士悦与于谦交好。
大部分，其实都是“为私利”。三方争执之下，由于负责京城防务的于谦坚决站在朱祈玉一边，最终朱祈玉的即位“顺理成章”，次年改元景泰。
“站对了队”的陈循，江渊，王文三人顺利入阁，成为朱祈玉的亲信。商辂虽“站错了队”，但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中三元”奇迹的创造者，名声在外，又有于谦，高谷等重臣支持，官位也节节高升，次年也成为内阁大学士。当然，为了“政治平衡”，朱祁钰将哥哥朱祈镇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大明上下，从而完成了这次“权力交接”，九月六日，朱祁钰正式登基，一个月以后，明军在“北京保卫战”里重创瓦剌，风雨飘摇的国家转危为安，次年改元景泰，至此，火线登基的朱祁钰，终于凭北京保卫战树立的崇高威望，坐稳了本不属于他的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