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朋友们，有一处总是绕不过去的疑问，就是为何先进且富裕的中原王朝，为何屡屡受困于北方草原上落后的游牧民族。关于这一点，笔者从多个方面加以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
中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较多，而遥远的北方草原则是大陆性气候。相对于中原地区湿润、温暖的气候，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环境更加寒冷、干燥。而气候的不同决定了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无法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只能转而发展狩猎、畜牧，从而人种的机动性更强，也更“嗜血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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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大草原虽然干燥贫瘠，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养马场，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拥有众多马匹，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草原人民强壮的身体和坚毅的性格，每个人都能随时跨上战马，摇身一变成为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主宰——骑兵。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给中原王朝强大压力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还是契丹、女真、蒙古，他们的人口数量总是不到中原王朝的十分之一，却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常常掌握主动权。
一方面是北方绵长的国境线，中原王朝要处处防备，以防止游牧民族的侵袭，军事力量无法重点集中。而游牧民族通常是集中力量攻打一处，所以虽然在人口和军队总量上无法跟中原王朝相提并论，但是在具体细化的战斗中，往往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凶悍的骑兵部队，其战术机动性，要远远优于中原王朝步骑混编甚至步兵为主的军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汉同匈奴的对抗。自汉高祖“白登之围”至汉武帝发动全面反击的“马邑之谋”为止，汉朝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位统治者共计60余年，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面对匈奴的数次入侵，汉朝的军队均无法在第一时间予以有效的应对，而当大军合集，要对匈奴军队实施打击的时候，对方却早已带着掳掠的人畜财产打道回府了。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军大举入侵，其侯骑甚至一度逼近西汉王朝的国度长安，整个国家惶恐不安，而最后的结果是“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这一战充分的体现出游牧民族骑兵部队作战的机动和灵活性，使其拥有巨大的优势。其后汉武帝改变被动防守的策略，转而采取积极的攻势，卫青、霍去病统帅大军深入匈奴，封狼居胥，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军事史上的革命，汉朝从此以骑兵部队作为主力，利用其机动性，采取大规模迂回、闪电战突袭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再无力量与汉朝抗衡。同样，唐初李靖灭突厥之战，也是利用骑兵轻兵掩袭，而建立了不世功勛。
时至两宋，辽、金、西夏、蒙古无不利用重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在战场上肆意纵横。而宋朝立国之时，就有先天不足。其一是燕云十六州由石敬瑭割让给辽人，失去了中原王朝赖以依托的天然防线，胡人的骑兵可以任意纵横于华北平原，而北宋军队却无险可守;其二是北方马场的丢失，使得宋朝无法像汉唐那样组建大规模高素质的骑兵部队，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面对胡人的骑兵部队，常常是不堪一击。当然宋朝外战外行的原因不仅于此，但是这都足以证明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巨大威力。拥有天然牧马场出产的良马以及坚韧、凶悍的高素质兵源，无疑是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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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原王朝属于农耕文明，从南至北，由东到西，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不同，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自然需要一套精密的国家机器来掌控，所以从秦汉大一统开始，除极个别时间外，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是不断的强化中央集权，中央政府要做到对于各地的有效控制，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其后果就是中央政府增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而整个政府机构的设置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庞大、复杂。这种庞大而复杂的机器，想要运转起来，总是要费一番力气的，而且容易出故障。
与之相对，北方游牧民族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决定了其社会形态的简单化，各级政府的组织架构也较为简单，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组织架构更加的军事化，不仅仅是牧民可以很轻易地转变为士兵，政府也可以很简单的转化为战时政府，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此来构建的，所以几十万牧民可以一瞬间就变成一只强大恐怖的军队，而简单的组织架构，则可以很高效的的运转军队。
同样，游牧民族的君主，既是一个政权的领袖，又是整个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实际指挥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追逐野兽、东征西讨是家常便饭，他们拥有作为军事统帅的各种素质、以及各种长期处于战斗状态而积累的战斗经验，同时也拥有足够的威望掌控一切。但是中原王朝的君主，除去开国皇帝之外，大都是生在深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既没经历过战火的熏陶，也不清楚用兵打仗的种种方法，他们对于国家军队的掌控，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死子继、受命于天的王朝延续的合法性，以及一整套复杂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不熟悉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十分有效的建立起威望，所以对于自己的将领和军队，往往难以充分信任，甚至很直接的表现出敌视。如两宋的重文抑武，明朝的太监监军等等，都是这一心态下产生的怪物。
以文人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高度发展，也催生了另一个怪胎——党争。只要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然加以反对，无论是于国有利，还是于国有害。因此许多著名的将领，都因为踩到了政治的地雷，而不得不黯然离去，翻开明史，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所以，当一名将领无法得到充分的信任与支持，对上畏惧君主的猜疑，对下害怕同僚的诬陷，满脑子想着如何讨好上司、保全禄位，还会有心思去打仗吗?这样的人领导下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尽管中原王朝有着先进的文明和科技，但是谁也无法阻止这两样东西的传播。蒙古人在南宋的火器下吃了亏，但是没多久，他们就利用学来的火器知识横扫欧洲，挥师灭宋;满酋努尔哈赤死于宁远城下的红夷大炮，皇太极随之也组建了后金的炮兵部队。
科技是中原王朝的一大利器，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游牧民族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掌握并使用这一利器，来对付中原王朝。这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游戏，领先者固然占得先机，可是这种领先地位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
当然，两相对比，中原王朝也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先进的文化、国土的广袤、人口的众多、物产的丰富，使得中原王朝在各项指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笔者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利于游牧民族而不利于中原王朝的种种因素外，还有以下几点，制约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讨，简述如下：
其一，是农耕民族天然具有的保守性，而中国的地大物博、资产丰厚更加重了这一点，只要守住眼前的就足够了，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对于物质和财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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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自古以来的优越心态，中国人历来以“中央上国”自居，视周边国家为夷狄，以禽兽蓄养之。不老实就教训一下，如果不是逼急了，是不会倾其全力与四夷争衡的。汉诛匈奴、唐灭突厥，都是为洗刷奇耻大辱而为之。
其三，攻守之势不同，依托北方诸多山脉而建筑的长城等防御工事，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有效地防御北方蛮族的侵袭，对中原王朝而言，这种骚扰不过是肌肤之痒，不会有太多损失。而一旦下定决心对游牧民族进行征讨，则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汉武帝外事四夷以至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是每个统治者都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家的防御性政策，也会影响到军队的将兵，往往士气不振，消极避战者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最关键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统治者的素质。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统治者素质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所以当明君统治中国时，国家机器可以高效运转，凭借各方面的优势，中原王朝总是能够开疆拓土，扬威国外。而当统治者能力不济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显得异常笨重而缓慢，疲于应付周围的一切。
至于王朝的更替，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各个王朝覆灭的原因各不相同，总是离不开两点：天时、人事。关于这个问题，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