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晚清民国史，定格多少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印象，又延伸出多少中国人对自身民族性的批评，似乎那时，中国人什么都不是，只是静待被宰割的羔羊。现代的人们似乎都认定了晚清是一部屈辱史，就算是教科书也是这样阐述的，我自从开始接触历史以来，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当我再次翻看袁世凯信封札记时，突然想到了李鸿章、左宗棠、梁启超、摄政王载沣甚至光绪。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丝共性，他们并没有同时登上历史舞台，而是间隔性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己所在时期的主角。无论他们是忠于朝廷还是忠于国家，他们都在无时不刻的诠释着“自强”二字。因此，我认为晚清和民国其实是一部自强史，但这份自强中却透露出些许无奈。
晚清时，天下大局早已变幻，世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而晚清却仍然是那个封闭的清朝。当晚清贵族突然醒来时，华夏文明圈似乎早已名存实亡，列强早已蓄势以待，都希望在清朝这锅粥里分得一杯羹。但这并不是屈辱的开始，事实也证明中华民族也并不是静待宰割的羔羊，这仅仅是自强的开始，可以这么说，没有经历过磨难的民族，很难想象受尽磨难的民族对于自强的强烈渴望。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若我们不用现在的眼光去批评他们的局限性，其实他们都是自强的过程。这些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掺和任何的私利，他们谋得是国家的自强。
洋务运动，一场器物的运动，当时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不谈政治，经济，文化。只谈军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成果。1871年牡丹社事件发生，日本开始策划及实施征台之役，1874年3月，清廷派出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船去台湾巡防并负责交涉。日本当时的兵力并不强，尤其是海军，只有原幕府的5艘旧兵船和3艘运输船。所以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退兵，后来沈葆桢奉命在台湾设防，调1艘军舰驻台北，6艘军舰驻澎湖练习合操阵式，2艘军舰分驻厦门、福州以固门户，另调3艘商轮接运淮军赴台和运送军火。上述所有军舰除一艘外，其余都是福州船政局所造。至于后来为何会签订《北京条约》，则是迫于美国的压力。然而，后来的甲午海战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场战役为何会输，其实也是器物的不如人与决策的失误，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有目共睹的，上至皇帝，下至妓女，无不出资为国家建设出力，这种全国动员在中国古代史很少出现，就算是近代，也只有抗日战争算是半个。
再加上晚清时的百姓对于海防这么遥远的事情也并不是关注，他们只求生活稳定，追求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朝廷，已是混杂一片，处在你争我斗之中，有才者权利的行使到处受到掣肘，而且科举制式的选人制度早已过时，朝堂上多是八股腐儒，真正如李鸿章，左宗棠之类的实干家又能有几人?就算是李鸿章这种权利极大的臣子，也处处受到掣肘，上不正，周围不正，只图几人之力，焉能成功?再退一步讲，李鸿章本身也是科举制下的人，他的思想也只有儒学，在年轻时没有游学各国，对西方制度也并不了解，能够提出洋务运动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谈改制，这种无奈是历史赋予的，无怪李鸿章。
再看戊戌变法，在改革上，条条陈列，非常详细，若改革成功，必能走向强国之路，然而维新派最终败在了“急”上，改革派所陈条列如：开放言路，精减机构，任用新人，工商立国，富国养民，鼓励民办企业，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可谓是治国之策，然终究败在自己手上。一腔热血也只能付之东流。梁启超曾经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一是光绪帝无权，二是守旧官僚的反对”。可见当时顽固派是何其守旧，然而他们的守旧却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其实，失败的最终原因应该是缺乏民众基础，但是这个原因必然存在，因为历史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去唤醒民众，所有的议程只是在纸上，只靠变法的几人振臂高呼，根本不可能，甚至会被百姓误认为疯子，上有官僚集团反对，下唤不醒百姓，结局也只能是失败了。其中无奈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
对于辛亥革命，应该是最成功的，但是这段时期，有一些事情必须说明白，一、袁世凯并不是窃国者，二、纵使孙中山一直就任大总统一职，孙中山也无法统一全国。辛亥革命推翻的不仅仅是清王朝这么简单，也不是废除封建帝制那么简单，当然也不能否认废除封建帝制是一件大事，但是，这次运动后，造成了中国群龙无首的局面，就是孙中山竞选大总统这件事，也无法服众，早在晚清末年，李鸿章就曾认为，若晚清这座破屋一旦倒塌，必将造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自己才要做裱糊匠，所以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必须有一位权威人士主持大局，其实这时候袁世凯已经成为不二人选，。然而，担任职位的开始既是他开始为国自强的开始，也是他无奈的开始。在担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就步上了改革的征程，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式曾说：“我们需要改革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然而，由于后来的“二十一条”让袁世凯跌入名誉深渊。其实我们应该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其实袁世凯是最恨日本人的，这个可以从已有史料了解，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现在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在签订过后袁世凯曾说：“虽然胶州湾有望收复，主权亦勉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多痛，引为渐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完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鹜虚声。切不可图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历史给出的局限性，纵使伟人，也无法改变，只能蓄力待变，只一个“无奈”可形容。因此晚清至民国是一个自强的过程，也是一个无奈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