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于咸阳，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西汉的司马迁著《史记》时，立商鞅的单独传记——《商君列传》;另外王蘧常撰写《秦史》时，将商鞅和其门客尸佼合立于《公孙鞅传》。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认为公叔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转而告诉商鞅，并要他赶快离开魏国。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商君之法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资治通鉴》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秦国贵族多有怨言。
商鞅在秦国建立了延续百余年的国策——耕战。商鞅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最主要的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商鞅认为，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同时期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有5万人的军队，罗马军团最为强盛的时候也不过几十万人，而秦国到了秦始皇时代，已经能够负担一百万人的庞大军队[1]。《史记》上说，正是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