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隋朝富足程度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谈到隋朝，除科举制、京杭大运河外，我想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无疑就是隋朝在那短短的37年间所创造出的惊人的财富。隋之国富历来为史家所称道，更是被诸多史书大书特书，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这样说道：“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在他的眼里，在元之前，最富有的王朝莫过于隋朝。而《贞观政要》亦记载：“(隋代)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37年间所积累下的财富，直到唐朝建立后的五、六十年间都未被用光。
当然，很多人虽都听过隋朝的富有，但对隋朝到底是有多富，又为何能如此富有?对于这些问题，都是不能给出一个详细的答案，“隋朝富我知道，但至于它如何的富，怎样的富，为什么这么富，这我还真是不知道”，这恐怕是多数人的回答吧。
那么，隋代的国富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一、户口大幅度增长。从北魏中期到隋炀帝初期，约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这期间户口数约增加了80%;与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晋一统天下时相比，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的户口数和人口数约是其四倍和三倍。而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隋立国相比，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的户口数约增加500万，人口数约增加3000万，增长率都在2倍以上。从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有隋一代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而在封建时代，鉴定一个王朝的经济是否富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人口的增长速度，因为人口的增长是离不开粮食、土地的增加，而在封建时代粮食、土地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如此，从隋朝人口增长的速度，我们亦可看出隋朝的富庶，因为只有粮食富足、土地充足，人口才能增长的如此迅速。
二、耕地大幅度增加。人口的快速增加，也就意味着土地增多，在封建经济时代土地面积的大小也是经济是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隋朝所增加的耕地面积主要来源于三个地方：
第一、灭陈。589年，灭陈后，隋朝不但疆域得以大增，同时耕地面积更是大为增加。当时南方地区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三个时期数百年的发展，其土地早已被培育成高质量的熟土、高产土，因此得到了陈朝，也就得到了大量可直接耕种的沃土。
第二、击败吐谷浑。609年，隋朝灭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因此隋朝得以在河西新增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河西向来是西北地区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被视为甘肃的天然粮仓，从祁连山流下的雪水，与地下水汇聚，然后形成了数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这些河流为河西之地是灌溉出了万顷良田。
第三、开垦荒地。据《隋书.高祖本纪》所载，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曾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就是杨坚曾下诏实施屯田，让军队在各地开垦荒田，由此可看出隋代对于开垦荒地的重视。而在隋代上层统治阶级的推动下，据《田赋考二》所载：“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顷”，从开皇九年到大业年间，隋朝共开垦出五千多万顷良田。
据吕思勉的《中国史》所载：“开皇九年(589年)全国耕地面积近两亿亩，到大业五年(609年)增至五亿多亩”，在灭陈、击败吐谷浑、开垦荒地等多方面的加持下，至大业五年，隋朝的可耕种土地已增加至五亿多亩，由此可见隋朝经济的繁荣，毕竟在封建时代，除了人口，最重要的就是耕地，耕地越多，经济也就会越来越繁荣。
三、仓库充盈无比。《隋书.食货志》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隋时，隋廷曾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众多的粮仓，著名的有太仓、含嘉仓、永丰仓、太原仓、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这些粮仓存储的粮食多者达千万石，少者也有百万石以上。
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击破洛口仓时，曾开仓放粮任百姓取用，而此时是“老弱来者，几天几夜仍不绝于路”，想想看，一个洛口仓都拥有如此多的粮食，由此可见隋朝的仓储粮是有多富足。此外，隋廷除兴建诸多粮仓外，还兴建了许多存放着数不胜数的布帛的仓库。隋朝的布帛到底有多少存储量不得而知，不过从史书中到可窥知隋朝储存的布帛的充足，《隋书.食货志》曾载：在开皇九年(589年)，陈朝被平定之时“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石”，一次赏赐就耗费价值三百余万石的布帛，由此可见其储存的布帛之充沛。
四、同时进行数项大规模工程。有隋一代，最让人所熟知的事情中，多数都与工程有关，比如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筑驰道、营建江都等等，而这些工程无一例外全都是大工程，且基本上都是在隋炀帝一朝完成的。我们先不提这些大工程到底是否劳民伤财，仅仅只是看隋炀帝居然能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去开启这几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亦可看出隋朝的富有。
先说营建东都洛阳，“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诏开始营建东都，其每月光人力就要用到二百万人，由此可见东都工程的浩大，因此，若是没有雄厚的财力、物力，则是不可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的。
再是开凿大运河。隋炀帝即位后，为了控制江南广大地区，同时供给东都洛阳的日常所需，隋炀帝从大业元年(605年)到大业六年(610年)先后开凿出了永济渠、通济渠、广通渠、山阳渎等四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的大运河。而这样的工程，即使是放在今天，用大型的挖掘设备来完成，其耗资也是惊人的，更别说，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只能是靠人力去完成，由此这也从侧面证明隋朝的富有。
其次是修筑驰道、长城。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所谓驰道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高速公路，当时为了修建这条驰道，隋炀帝征发民夫百万。而后在同年，隋炀帝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同一年时间隋炀帝不但在南方征发百万民夫修建运河，还在北方征发百万民夫去修建驰道、长城。由此亦可从侧面证明隋朝财力之雄厚，毕竟能征发数百万民夫去修建运河、驰道、长城，这其中所花费的财力、物力绝对是不可想象。
由上可知，这几项工程即使是单独进行的，其耗费的财富也不是一般王朝所能承担的，更别说，这几项工程几乎是同一时间进行的，其耗资更是不计其数，而隋朝居然都能承担下来，由此可见，隋朝是有多么富有。
五、不断进行巡游和战争。历朝历代，战争的进行和皇帝的巡游，这都是要以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的。而在隋朝，隋炀帝在进行大规模工程的营建时，还在不断的对外发动战争，比如大业元年(605年)讨占城、征契丹，大业三年(607年)讨琉球、远征林邑，大业五年(609年)亲征吐谷浑，大业八年(612年)以百余万兵力大举进攻高丽，后在大业九年(613年)、大业十年(614年)又两次发兵百万进攻高丽。
与此同时，隋炀帝在频繁的对外发动战争时，还连年出巡，炀帝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从大业三年(607年)至大业十二年(616年)更是常年在外巡游，在京时间不足一年。在这里，我们先不谈这些战争、巡游对于当时的天下来说是否正确，我们只需知道，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若是没有繁荣的经济作为后盾，他是绝不可能如此频繁的对外发动战争的，更是不可能常见年进行耗资数以亿计的出巡活动。
从以上几点，我们就可看出隋朝是有多么的富有，正如《隋书.食货志》所言：“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这就是隋朝，一个马端临口中“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的富隋。
那到这里，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何前后只存在37年时间的隋朝，它会如此的富有，是什么原因让它能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变得如此的富有?
个人认为，隋朝能在短短的37年时间创造出如此惊人的财富，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原因：
继承南北朝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就是说一个王朝经济的繁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多半是继承了前代王朝所打下的经济基础，简单的说前代经济的好坏是能决定着后代经济的繁荣与否的。而这个理论放在隋朝的身上亦也是如此，隋朝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财富，主要是得益于南北朝时所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
南北朝时期虽是一个大分裂时期，但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这并不妨碍南北朝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北方，北朝中后期后，北朝多数皇帝都十分重视发展本朝的农业经济，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鉴于北方多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于是孝文帝就下诏：“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即北魏朝廷将掌控的荒废土地分配给无田的百姓，让他们负责开垦，而百姓所需要付出的就只是交纳少量的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而这就是后世知名的“均田制”。
“均田制”的诞生对于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因均田制的实施，北方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得以大量增加，同时因那些得到土地的百姓，不但要交纳租税，还要承担徭役和兵役，由此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北方经济开始缓慢恢复。再之后，因这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由此北方的经济也就得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与此同时，北方的经济不但因行之有效的政策得以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这期间诞生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也为北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如萌芽于西周时期的“精耕细作”生产模式在北方被大规模推行，此时北方的百姓已经能够按照季节、湿度的不同来分别对田地进行深耕、浅耕，同时他们逐渐放弃了落后的休耕法，开始采用更为先进的绿肥法、踏粪法(利用动物践踏制造粪肥的方法)、轮作和套作法等耕种技术来进行土地耕种，由此北方田地的粮食产量得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此外，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规模在北朝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史载，北朝的水渠是“广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余里，溉官私田万余顷，旬日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的成实……公私获其利”，这些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余里的水渠为北朝贡献出了数以万计的良田。
如此，就在北朝举国上下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下，北方的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是一代比一代好，北魏永兴年间“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这时北方的粮食是越来越充足，牲畜也是越来越多，到了北魏文帝时期“自是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此时是国家富足，百姓殷实，即使是有自然灾害，朝廷亦能从容应对。
再到东西两魏时，北方更是“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即使是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朝廷亦能从容赈灾，而民间的谷价最高也不过就是九钱，由此可见此时北方的富庶。
而在南方，该地区虽然没有北方来的那么的富庶，但是在吴、东晋、宋、齐、梁、陈等数代王朝的经营下，再加上从东晋到陈朝这百年间，江南几乎都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北方对于南方的威胁，仅只是能影响到淮河流域，而南方内部的军事冲突也仅仅只是影响到长江中游至建康一线，因此很少受到战事波及的南方，在数百年的和平发展下，到了隋初，也是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而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然后将江南的物资大量运输到北方，亦可窥知南方的富庶。
而当时的隋朝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已是十分富庶，且又相对和平的土地上，由此，后来的它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的富庶，这也就不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推出的有利的制度和政策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靠继承南北朝的经济基础，而其他事情都不去做的话，那隋朝是不可能达到后世那样的高度的，就好比元朝虽继承南宋在江南所打下的经济基础，但因后期元朝接二连三的出现政策上的失误，所以元朝虽继承南宋的基础，但却未将南宋打下的基础发扬光大。因此，隋朝之所以会有后来的成就，除了有前代打下的经济基础外，还与它实施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有关。
隋时，隋廷推出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颁布均田令，推行租调制。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颁布诏令，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并更加细节化，且授田的数量也更多，所征收赋税也更少。隋文帝定：“一夫受口分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又每夫给永业田二十亩。受田丁男一床(一夫一妇)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单丁及部曲奴婢受田与农民同，但租调只纳丁男之半”。
即男人授田八十亩，妇女授田四十亩，再给予男人二十亩的永业田(私有土地)，同时若是夫妇，则每年需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而若是单身或者是奴婢，较之夫妇，则只需交纳一半即可。
因均田令和租调制的实施，使得隋朝的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之上，百姓不但不用再流离失所，且最重要的是荒废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如此，随着土地的增加，赋税的增加，隋朝自然也就越来越富庶。
第二、实行输籍定样，开展大索貌阅。自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开始变得极为的严重，而在当时户口就意味着税收，如果在册的户口变少，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税收将大幅度减少，同时可控制的劳动力也将减少。由此隋文帝开国后，为了整顿日益严峻的户籍问题，遂在开皇三年(583年)下诏：“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以防容隐”，即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检查是否有谎报年龄，诈老诈小的情况。如有不实，里正、保长、党长等要被处以流刑。
而通过这次排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据史所载：“于是记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有近一百余万户之前隐藏的户口被查出，由此大大增加了朝廷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
此后，在开皇五年(585年)，因高熲认为“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所以奏请隋文帝“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而文帝亦采纳了高熲的建议，开始在全国实行“输籍法”，即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出查，将百姓300家到500家编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然后朝廷就依据这个标准来确定每户这一年需要交纳的赋税。
“输籍法”的目的就是让朝廷可以更方便的查出被隐藏的户口，然后防止百姓逃税，及抑制士族、豪强隐藏劳动人口，从而避免税负出现不合理的问题。如此，在大多数隐藏的户口都被查出后，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得以大幅度的增加，可以说，高熲的“输籍法”无疑是成功的，正如唐理财家杜佑所言：“隋代之盛，其由于斯”，“开皇盛世”能够到来，与“输籍法”的推行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第三、实施轻徭薄赋。隋初，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政策，隋开国时定丁男一床租三石，而这比北周少了两石，比刘宋少了四石，到了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又将调绢由丁男一床纳四丈减为二丈。此后，隋朝又数次颁下免除部分地区赋税的政策，开皇九年(589年)平定南陈时，文帝下诏“故城之境内，给復十年，除州免其年租赋”;开皇十二年(592年)，文帝又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同时在北周时，百姓到六十岁才停止服徭役，但到了隋开皇十年(590年)后，随着文帝下诏：“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此后隋朝百姓五十岁即不用再服徭役。隋炀帝即位后，因国家财政日益充足，府库盈溢，炀帝又下诏：“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此后妇人、奴婢、家仆等不用再交纳赋税、承担劳役，而男子则在二十二岁之后再承担赋税、徭役、兵役等职责。
就这样，通过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隋代百姓得以休息生息，可以安心的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而随着百姓开始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会的建设当中，隋朝的经济也得以开始稳步提升，再借着之前南北朝所打下的经济基础，隋朝也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步入了极盛时期。
高素质的统治者
西哲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国家的繁荣昌盛紧紧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封建时代，一个王朝能否兴盛，多半取决于皇帝，只要皇帝圣明，再加上政策得当，这个王朝基本上就能走上兴盛。而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汉隋二帝皆以躬履俭约富其国”，隋朝能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就创造出如此惊人的财富，这其中与隋文帝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隋文帝可以说是中国最出色的皇帝之一，吕思勉曾言：“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隋文帝在位24年间，勤于政事，躬行节俭，他将南北朝所实施的苛捐杂税统统都废除掉，并实施了轻徭薄赋、输籍定样等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由此隋朝得以府库充实，仓储丰盈。
综上所述，隋朝之所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财富，主要就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即继承南北朝发展、实施合理的经济政策，以及高素质的统治者。
当然，即使是如此富裕的隋朝，它却也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时间，而它之所以那么快的就陷入亡国的境地，这其中虽然有着诸多原因，但有一点原因却就是因隋朝的富裕。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简单，隋朝的富只是对于朝廷而言，却不是对百姓而言，它只是国富，却并非民富。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曾这样说道：“财散则民聚，财聚民散”，“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民速亡”，如果一个王朝将财富过度的集中在朝廷的手中，而不分散到百姓的手中，致使出现国富民穷的话，那么一旦发生动乱，隋朝就会立刻分崩离析，因为贫穷的百姓根本就不会支持将全国财富都聚拢在自己手中的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