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写过一本书，叫《康熙与曹寅》，里面刻画康熙奸诈阴险的形象，相信许多读者都印象深刻。该书的另外一位男主角曹寅，曹雪芹的祖父是也。此人是康熙年间的“江南织造”，这个职务很特殊，其存在的意义不但见证了康熙年间中国的经济繁荣，也见证了康熙皇帝独特的执政特点。
康熙年间正式通行中央与地方两级铸币权，在地方上固定分为二十个局，保证地方的货币供给平衡。但是，这些局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可能发行量一样多，如果这样的话，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分权了。譬如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云南等地，其货币流通缓慢，货币发行量自然就不大，而经济发达、工商业健全的江南地区，货币自然流动速度较快，其发行量也相对较大。
(图)康熙皇帝，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我们知道，南宋以来，迫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从黄河中游地区转移到了长三角地区，到了晚明，江苏、浙江的“两江”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时人谓之“苏湖熟，天下足”。及至清代，这个地区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据经济史家统计，“浙江省局”铸造背后“浙”字与“江苏江宁局”铸造背后“江”字，是康熙年间发行最多的地方铸币。
因为该地丝织业发达，因此，明代时该地常设“江宁织造”一职，主要负责给皇宫及贵族供应日常所需的针织品。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里也有，譬如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旁的“黄金小巷”，就是给皇宫提供黄金用品的金匠聚居地。只是自明至顺治以来，江宁织造都是由皇宫的内廷太监兼任，属于宦官之一。
康熙二年，江宁织造一职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宦官兼任改为“内务府”派“包衣”常驻。更名为“驻扎江南织造郎中”，旋即又改为“江宁织造郎中”。
什么是“包衣”呢?这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奴才”。在入关特别是封建化之前，满族实行将人分类的民族歧视制度，一种人是满族贵族，他们自然是统治者;除却满族之外，其他民族就被称之为“包衣”，按当时的法律，“包衣”是要为满族贵族服务的。
清军入关后，“包衣”主要指的是归顺满族的汉族大臣、知识分子。虽然被称为“包衣”，但已经为朝廷、国家所倚重。像年羹尧、曹寅等知名历史人物，早已不再是“奴才”了，而变成了朝廷的一二品大员，属于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康熙年间，第一任江宁织造就是曹寅的父亲曹玺，尔后其家族连任“江宁织造”一职。按照当时的制度，江宁织造级别相当高，仅次于当时的“两江总督”，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几位头面大员之一。
(图)江宁织造府部份复原模型
笔者认为，“江宁织造”的意义，并非在于为朝廷提供丝织品，而是朝廷派驻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联办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纵观康熙以来的“江宁织造”官员，一般有三个特点：具有文化号召力，懂经济，对朝廷忠心。
在清代，江苏、浙江一带乃是国家赋税的重镇，工商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属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钱袋子”，犹如今日的经济特区，而且当地文人墨客汇集，还是当时中国的文化重镇。因此，中央政府所派驻当地的官员，不但要懂民政、治安，还要懂经济，既要保持两江地区的稳定，还要保持当地的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这样的大任，就落到了“江宁织造”的头上。譬如周汝昌先生就认为，“曹家实际上是握有国家经济特权的大官僚”，已故经济学巨擘黎诣远教授也就此定论，“曹雪芹祖上三代，曾任内务府江宁织造 60 年，集纺织生产、行业管理、财政税收于一身。”
胡适先生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江宁织造”有特务的工作性质在里面，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如是回忆：“胡(适)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但唐先生也表示“余不谓然也。”笔者更倾向于唐先生的观点。“江宁织造”可能会为中央政府提供江南文人结社、出版的一些情况，谨防“反清复明”这类“异端”思想出现。但是就当时的情状而言，“江宁织造”更多的责任应该是经济发展、行业管理的重任，从这点来看，康熙盛世的出现，应与“江宁织造”这个职务的设立有着必然的联系。
前几年客居南京，在三山街附近偶得一枚背“江”的“康熙通宝”，这种钱币在市场上可谓是多如牛毛，可见当时江浙一带经济繁盛到了何种地步。而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康熙皇帝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勇于任用汉族人才的人事制度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方式。时至今日，这种先进管理理念理应为后世所吸收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