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孝”字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分量，凡是案件中牵扯到“孝道”，总会迅速引发舆论。尤其是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一旦案件中牵扯到“孝道”，在引发舆论的同时，甚至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皇明诸司公案》中，便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正是由于其中牵扯到了“孝道”，最终导致案件的判决出现了反复。
此案发生在明朝时期，在陕西布政使司凤翔府扶风县，有一县民姓方名廷叙，先娶妻张氏，生子方大年。方大年十七岁那年，母亲张氏去世，方廷叙便又娶了继室陈氏。
这陈氏性格凶悍又善妒，平日里不仅时常与丈夫吵闹、虐待继子，而且还常常将家中财物搬回娘家，方廷叙虽然常常苦口婆心的与妻子商量，却始终不见陈氏悔改。
一日，陈氏又与方廷叙发生吵闹，继而发展至夫妻互殴，陈氏发起狠来，竟然手持利刃将方廷叙杀死。方大年见父亲死于非命，一怒之下冲了过来，夺下陈氏手中利刃，一刀又将陈氏杀死。街坊邻里看热闹的、劝架的，瞬间便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当即四散而去。
次日，消息传至陈氏娘家，其兄陈自良立即到衙门告状，言称：方大年平日里忤逆不孝，顶撞父亲、欺凌继母，动辄动手殴打，陈氏受辱不过，便想持刀自刎，方廷叙情急之下夺刀，结果误触刀锋而死，方大年见状则迁怒于继母，愤而持刀杀死陈氏。
程县尹得知治下竟然发生如此大案，也是不敢怠慢，连忙命人将方大年带至大堂，升堂问案。
大堂上，陈自良叫屈道，“恶逆方大年，胁制其父，殴凌其母，陈氏计无所出，乃不胜愤恚，思持刀自刎。夫方廷叙急夺其刀，结果误触刀锋，刺颈而死。纵然我妹误杀其夫，也自有官司可告，有律法可问。方大年却夺刀杀母，这等滔天大恶，安得复容天地间。”
程县尹听罢，便问方大年可有话说。方大年回道，“小的岂是无故杀母，又哪有先殴母亲、逼母自刎之事?只因父母二人自相口角，老母素性凶暴，便持刀砍死我父。这是街坊邻里亲眼所见，岂是我父误触刀芒断得头颅?由此便可知乃是陈自良故意构陷。小的见父横死，心堕胆热，这才一时激愤将继母杀死，如今也是追悔莫及。然而，当日只为父仇，外忘王法、内忘身命。今日如有可生之路，还望老爷开恩;如果罪无可赦，小的也是死而无恨。”
程县尹听了两人控诉，又命人带了当日围观的街坊四邻，大家皆说是陈氏先杀夫，方大年这才愤而杀母，而并非方大年先有殴打母亲之事，并说陈氏平日里便性格凶悍，甚至还纷纷替方大年求情。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事涉“孝道”，如何判决却委实难以决断。思来想去，程县尹最终判道，“妇以夫为主，室内岂得操戈;子以母为天，膝下乌容反刃。今陈氏以吕雉之妒恚，性情凶悍，以致夫头堕地，凶人起于内庭。然而，陈氏固有杀夫之罪，但自应由有司予以惩治，方大年却逞匹夫之小忿，犯下杀母之大罪。父仇纵然不共戴天，但也不应以子杀母。杀人者必须偿命，如果念其孝心而不惩戒，那便是知有父天而无母地;如果借口义愤激怒，那便是倡导孝子而不顾律法了。根据律法，以子杀母理应凌迟，念其事出有因，减一等判处斩立决”。
听了判决，陈自良无话可说，方大年亦无再辩。于是，程县尹结案上报两院审核，两院审核后均无异议，认同了程县尹的判决。待到秋季将要问斩之时，程县尹按制上奏朝廷核准行刑，刑部主事刘景在查看案卷后，却对此案产生了异议。
(刘景)乃驳下曰：“看得夫妇大义等于乾坤，母子天伦昭于今古。乃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在律：父祖被人所殴而子孙助斗者无罪，虽伤犹得末减。况若越人之杀而父乎。昔木兰、缇萦女子，且赴亲之难。赵武、张孤雏，能复父之仇。覆楚鞭尸，世羡伍奢之有子;灭梁函首，人称昌国之有孙。今大年义激于衷，忿彼怿牝。气配乎道，毙此恶枭，冒不韪之名;死而无悔，洗切齿之恨，奋不顾身。父亲罹刑，孝子谅当若是。为父剪逆，烈士谁曰不然。在陈氏有可诛之辜，死何足惜;特大年无杀人之柄，杖以戒专”
刘景的意思很简单，继母虽然也是母亲，但却不及生母，方大年只是因为陈氏嫁给了父亲，这才称其为母亲。如今陈氏违背夫妻大义，杀死丈夫，那么从陈氏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方大年与陈氏便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弑母”恶行。方大年见父亲被杀，怒火攻心，这才杀死陈氏，为父报仇，乃是孝子行为，陈氏则因有罪在先，是死有余辜。《大明律》规定：父祖被人所殴而子孙助斗者无罪，虽伤犹得末减，更何况是杀父之仇。不过，方大年没有经过司法而擅自杀人，也有过错，因此应责以杖刑，以示惩戒。
接到刑部行文，关西道陕西布政使司对此案重审，最终遵从了刑部的意见，以擅杀有罪之人论，方大年遂得以免去大逆之罪，被处以杖刑之后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