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明朝著名清官，历任知县、州判官、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海瑞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但有史料证据说明海瑞也行过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说清官海瑞行贿，定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历史的证据是不容质疑的。最为直接的证据是他在淳安知县任上，朝觐之年科派二百四十两银子作为行贿之用，其中九十两给了府衙及布按二司。
另外还有两处间接证据。一是他对迎送过往官差的注重：“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 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如何让过往官差满意?海瑞说得比较清楚，花的都是公款(取之百姓之身)，除 了吃喝之外，行贿是少不了的。
二是曾感叹：“朝觐之年，为京官收租之年。”看似说现象，实乃身不由己尔，不行贿不行。这就是明代官场，上司之多，监控之严，到处是掣肘，可一言以蔽之：不行贿就无法做官。像海瑞这样的小地方官，如果想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
据分析，海瑞最需要行贿的对象主要有四个：
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海瑞是从教谕走上县级主官(知县)的，府衙和布按二司正是知县的直接上司，也就成了行贿的首要对象。海瑞曾无奈地说：“县百事统于府，旧例，小有故必参谒。”海瑞只不过省吃俭用送了几十两银子，晚明李乐谈到地方上行贿时说：“公等但见郡县官受贿至四五百金遂目为贪官，这眼眶太小了。我在广中，见取珠送要地者，巨细不等，中有如豆之大者，以斗计不以升计，又非一次而止(《见闻杂记》)。”按照李乐的说法，海瑞的行贿简直就是小儿科，不值一提。
二是巡按督抚。这些官员，具中央派出性质，因此，对他们的行贿，更是不能少。永乐时，就有人指出这类行贿问题：“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州县官吏，答应奉承，惟恐不及。间有廉洁自守，心存爱民，不为承应，及其还也，即加谗毁，以为不肯办事。朝廷不为审察，骤加以罪，无以自 明。是以在外藩司府县之官，闻有钦差官至，望风应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忌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明经世文 编》)。”就是说，但凡有人出公差，去各地巡视，都被视为发财的机会，吃拿索要，无所不为。如果有地方官拒绝行贿，那么，不是被谗毁，就是“不为审察”，甚至安个罪名，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是巡按御史考察地方，他们拥有举劾权，被举者必须有谢荐之金，或百或千，其数不等，而且自称门生。如不行贿，则不举反劾。
三是过往官差。过往官差涉及面广，情况多样，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贵子弟经过，还有中官派遣，故旧私访，等等，这些人一个也不能得罪。因此，驿传供给费用以及地方衙门招待费用，成为州县的一大开支。
海瑞在对待过往官差上的“小气”是出了名的。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辱驿吏，遭海瑞严惩;都御史鄢懋卿路过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时至今日，史界还对其刚直赞誉不绝。但就是海瑞，也承认哄过往官差高兴，是绝对马虎不得的事情。
四是京司。地方官对于京司，主要是在三年朝觐之时需要行贿。实际上，地方官向京司行贿，还是以督抚藩臬为主，州县与京衙打交道不多。但督抚藩臬再对上行贿，则无一不是出自州县，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下盘剥，用之于上而已。即便是仁宣之世，号称吏治循良，京司已以地方行贿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后可想而知。于谦是个清官，他在巡抚山西回京时，就以手帕线香等地方特产抵制金银的行贿，可见其普遍程度。
地方官员行贿京官，尚有“常例”，更多的 是行贿京衙胥吏。“未投公文，先请承行吏胥，奉数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驳(《明经世文编》)。”特别是户部吏员，更是地方官的克星。嘉靖万历 以后，地方赋税全操于户部吏员之手。“时户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作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违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李清《三垣笔记》)。”行贿与胥吏政治相结合，使政治益发黑暗，海瑞想做清官，为民办实事，也就越发艰难，不行贿行吗?
如何理解海瑞的行贿行为呢?他绝非同流合污，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种为求改变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圣经里说，只能带你到门口，不能推你进去。说的是需要自己去悟，承认自己尚在门外，去努力争取入门，寻求进一步的灵魂升华。
海瑞肯定没有读过圣经，但他的妥协策略，还是自己思考的结果：第一步是先妥协，求自保，在其位，方能谋其政;第二步才是求改变，只有在其位，谋其政，才能扬正气，惠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