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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儒十丐释 义：
儒：旧指读书人。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列为九等，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后指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和苛待。
出 处：
一、宋·郑思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二、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两说皆是宋末遗民所书，为当时儒者戏说，并无其他史料辅证，也不可视作普遍性情况。
儒学在元朝失去了独尊的传统优势，科举长期没有举行，以致出仕不易，个别士人难免感到挫折和沮丧，但整个群体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士人的待遇也绝没有一般人认为那么恶劣，九儒十丐一说并不符合实情。
元代实行“户计”制度，全国人户都经佥定为国家承当特定的差役，如军、民、匠、站、医、盐道、僧、僧、儒等“户计”，世守其业，不允许更改。这是便于国家支配全部人力、物力资源的一种制度，并非什么把人划为三六九等。而且“户计”有数十种之多（明初延续了元朝的“户计”制度，改称户役，共有八十多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简直笑话。
元朝纳为儒户者不下十万家，几乎都在南方，主要是因为南方后期平定较快，当地社会秩序保持较好。且法定权利和义务甚为有利。惟一的义务是必须有子弟一人入学以备选用。权利方面，儒户可获得物质上的补偿，还免除赋役，其它户计子弟入学仅可免自身差役。加上科举恢复前，儒户子弟为官为吏的机会也更高。
按元代的户籍制度，元代政府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为了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元代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户计有：军、站、民、匠、儒、医卜、阴阳、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神职人员）、答失蛮（回教神职人员）、斡脱（高利贷经营商）、商贾、灶（盐业）、船、弓手、急递铺、打捕鹰房等。因此，所谓的分全国为十等人之说，本身就毫无根据，站不住脚。
其次，不同的户计，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如军户的义务就是当兵，站户的义务就是维持国家驿站系统（元代称站赤）。而儒户的义务，则是保障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随时准备在国家考选吏员时候参加考试，以备徵召。在权利方面，由於儒户是属於“劳心者”范畴，因此，儒户在元代是不需要负担一般人民所需要负担的各种劳役差发，除此以外，儒户还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的土地亦不需要缴纳地税，而且所有在籍儒士均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廪给，而在学校就读的生员，亦由学校提供每日两餐（《庙学典礼》）。此等待遇，远超于其他户计。
再者，从政治地位来看，儒士之地位亦非其他户计所能比拟。按《元史·百官志》之中对於官员铨选制度的记载来看，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途径：1、怯薛（即宫廷宿卫）；2、吏进；3、科举。其中，怯薛来源主要是元朝建国时所确立的九十五户“大根脚”家族子弟，约占元代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此处不论。元代科举始於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终于元惠宗（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共计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1336-1342），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和南人（亦即儒户所属族群）约600多人，人数殊少，亦不足论。因此，真正作为元代官员铨选，特别是中下级官员铨选的主要渠道，则是吏进，这也是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的一点。
中国历代，特别是自隋唐以降，官、吏分野，吏员，也就是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办事人员要想擢升为官，难比登天。唯元朝例外，元代受蒙古人实用主义之影响，中原传统观念拘束较少，官、吏界限并不如其他朝代那样明显。因此，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而且，元代的吏员地位亦较之其他朝代更高，某些政府机构的吏员最高可有六、七品之品级。
元代前期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通过吏进之门，仕途并未向儒士阻塞。相反，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之一，并长期执行。如世祖时，就发布政令：“定令儒生愿试吏郡县者，优庸之。”仁宗时，“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仁宗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元人陶安亦有论述：“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
另外，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元代前期虽然未开科举，但吏员选拔同样是采取考试选拔的制度，如果再加上官、吏之间比较顺畅的流动环节，元代的官僚制度实际上较其他朝代更加类似于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此亦元代政治制度之中蔚为可观的闪光点
